图/深圳南山区委宣传部供
从毗邻香港的边陲小镇跃升为辐射全球的创新引擎，深圳只用了45年。这座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以45年年均超20％的经济增速缔造人类城市化史上的奇迹。深圳的崛起，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最鲜活的缩影。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看来，面对逆全球化浪潮，深圳以“单边开放”破局突围。通过主动放宽外资准入、推动规则型开放，深圳再一次将危机转化为制度升级的契机。这种“以开放促改革”的韧性发展范式，也为逆全球化迷雾中的现代城市提供了可参考的中国方案。
站在新起点，深圳的改革纵深推进面临更高阶命题：如何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优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如何担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的支点？针对深圳的改革成果、深化路径与历史新使命，《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郑永年，解读这座先锋城市的突围密码。
无人机表演 图/深圳龙华区委宣传部供
“深圳应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用45年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并联式”跨越，突破传统发达国家顺序发展的“串联式”过程。这种“时空压缩”式发展的成功关键是什么？对其他城市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郑永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的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时，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没实现，那时还在着力解决温饱问题。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深圳快速完成了三次产业革命，在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深圳已经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放眼全球，像深圳这样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城市屈指可数。深圳不仅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并且有效克服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还在逆境中促成了城市的产业升级，这背后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判断力和领导力。
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成就来之不易，既得益于经济特区建立带来的政策红利，也是几代深圳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深圳经验的核心是利用市场和要素驱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我想这是深圳发展45年的最大经验，也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这三项结构性因素有机结合的成果。
其中，政府主要发挥规划引导、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功能，而非直接干预市场运行；同时，深圳实践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民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就业创造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深圳通过与香港协同发展、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形成了开放的企业系统和人才系统，让社会创新活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促使上述三项结构性因素发挥作用的则是“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法宝”。
深圳的使命是要构建可推广、可复制的现代化发展和治理模式，这种可复制性指的是规则规制，其本质就是立法和法治。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的升级，背后的逻辑演变是什么？
郑永年：2019年，中央又给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样的新使命。就在这份文件出台前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引擎之一的战略地位。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深圳先行示范区，都是从国家的宏观发展需要定位的，与45年前国家打造深圳“经济特区”的逻辑一脉相承。因此，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要“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显著特点，制度、法规、规则、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会产生化学反应，更有可能带来制度创新。
深圳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怎么理解这样的新使命，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完成这个新使命？我想还是需要具体细节和改革抓手，比如，深圳可以围绕产业平台建设进行城市升级，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级经济平台。而围绕这些制度建设，深圳就可以将内容细化成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行动纲领。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下称《意见》）印发， 要求深圳“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试”，体现了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哪些战略考量？这种定位如何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
郑永年：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两大重要引擎的经济增长发展格局。而《意见》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障深圳履行“三区合一”的使命，即深圳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更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例如，以大规模“软基建”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来代替过去很多地方曾推行的过于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一些突破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先行先试，以行政体制改革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城市层面，深圳应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深圳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一个可复制、可扩散的样本，还要给世界的现代化提供可参考的模式。
郑永年（资料图片）
不断突破“先行者”困局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从边陲小镇蜕变成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深圳如何不断完善市场经济？
郑永年：过去45年，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圳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无论是企业的数量、质量、密度还是创新程度，民营经济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50％，已经成为推动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腾讯、大疆、华为、比亚迪等明星公司都是深圳培养出来的民营企业，未来还会培养出更多更年轻的独角兽公司。
在深度市场化方面，过去深圳对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边界把握得比较好，国有企业去做它应当做的事情，比如投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给民营资本留出应有的发展空间。未来如何继续把握好这一边界，是深圳在深度市场化过程必然遇到，且必须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法治化指的是形成规则，规则意味着话语权。深圳已经培育了非常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但对比美国、欧洲科技公司，我们在规则制定方面仍处于弱势。因此，深度法治化，就是要把深圳企业在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规则。
深度国际化，不只是生产产品的国际化，更是规则的国际化。没有规则的国际化，就会出现“内卷”。不要忘记深圳毗邻香港的重要区位优势，如果能将香港的一些规则标准引入大湾区，例如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仲裁、高等教育等，能极大提高我们制定国际化规则的效率。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圳必须进一步深化这“三化”。今年3月，深圳发布了2025年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个工作方案，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全面做好各类企业服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做好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服务，应用前沿技术为营商环境赋能，进一步迭代推出营商环境改革政策。这个方向是对的，政府一定是要构建生态，而非业态，如果城市生态能让企业吸引包括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他们自然会选择来深圳，南山区就是典型案例。
一直以来，深圳都注重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双轮模式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过去强调“抓大放小”，未来要转向“抓小放大”，拿出真金白银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使其在未来撬动产业链的创新。同时，对目前占有较多资源的大企业采取“放手”态度，让他们出海，去更大的国际市场上竞争。我们不能被大企业绑架，造成“大而不能倒”的现象。这些都是需要好好梳理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如何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深圳的工业化起步，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来一补”开始，逐步打下了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到2022年，深圳提出培育发展壮大“20+8”产业集群，“20”是很重要的“底盘”，“8”代表未来的产业，这些都与新质生产力非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绝对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世界先进国家已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英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后，主导经济从传统制造业过渡到金融服务业，美国在里根革命后逐步放弃了中低端制造业，如今“再工业化”都很难成功。
发展新产业需要“先立后破”，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要“先立后破”。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不需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推进，而应当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促成这一过程。
地方在规划产业政策过程中，更要防止一哄而上带来的泡沫化。不是所有新产业都是新质生产力，也不是所有传统产业都与新质生产力无关，决策者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认识非常重要。就深圳而言，既要大力发展“8”个未来产业，更需要升级“20”个产业基础，全面促进“20+8”产业的发展与迭代。
新旧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空间，而深圳因其狭长的地形和高密度的人口，长期面临土地空间有限的挑战。一方面，城市要通过精细化管理优化空间利用；另一方面，深圳要发挥好辐射带动效应，将产业红利外溢到湾区其他城市，共同打造世界级技术和经济平台，覆盖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从而提高区域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都需要人才，面对新的全球竞争，深圳如何形成人才“向心力”？
郑永年：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近年来不少科创企业出海去了新加坡，这说明我们已经在生产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但由于体制机制改革跟不上，这些生产力没法落地。以创新药为例，产业初期风投不足、国内审批时间长、新药与社保体系挂钩导致其价格上不来，种种原因导致新质生产力外流。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已经具备非常全面的创新要素，不同城市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与金融等方面各具优势。下一步，能否考虑在地理范围更小一些的前海、河套、横琴或者南沙设立几个“科创特区”，由中央授权“科创特区”进行大科创融合的探索，开展先行试验。最关键的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试错，因为地理范围较小，即使创新受挫，其影响范围和结果也相对可控。
创新离不开人才，在吸引人才过程中，深圳要警惕人才“帽子化”，不能只看头衔。深圳的发展需要研究型人才，更需要工业人才。过去，前沿研究基本只发生在科研院所，现在高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的工作，且更为落地。
未来深圳对人才的支持要“抓轻放老”，要把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年轻群体。不是说年纪大的人才不重要，而是当下要优先抓住年轻人。横向观察各国，尤其在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后，都呈现出了人才年轻化倾向。
挖掘城市独有的文化属性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作为人口超 2000 万的超大城市，如何在 “人口规模巨大” 的约束下继续实现高质量发展？
郑永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经过40年高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空间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面临城市治理承压明显、发展空间不足等诸多挑战。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深圳要探索出符合超大型城市治理规律的新路线，既需要服务经济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安全、环保、社会各方面活动等问题。城市治理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不能“城”越建越大但“市”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前者是结构和物理空间，后者是经济交易和社会生活空间。
大城市化这一世界级现象不可避免，但如果总是围绕一个中心建设，城市安全、交通、环保等压力自然会增加。例如在日本，约三分之一人口集聚在东京周边，一些小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衰落。深圳土地空间有限，但其所在的大湾区有11座城市，作为发展引擎之一，深圳要发挥好辐射效用，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同时，经济特区被要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要交出优异答卷。这意味着，深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样才能做到全面的先行示范。事实上，技术创新也离不开人文科学。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将变得极其困难。
深圳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深度融合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总结提炼得还不够，需要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补作业”。
深圳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包容性强，甚至融合了世界多地文化。深圳的城市文明建设无须与北京、广州等千年古城比较，而应注重其世界文化属性，这是深圳的特别之处，需要充分发掘好、利用好。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是国际化的产物，但国际化人才还很缺乏，还需继续提升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软环境的建设。
深圳是世界的深圳
《中国新闻周刊》：在逆全球化趋势下，深圳如何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范式？
郑永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和现代化。中国要承担起大国责任，通过高水平开放来实现共赢。今天，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说，中国本身的开放就是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最有效的“国际公共品”。
深圳的下一步发展，必须从世界地图上来定位。大湾区的生产要素是全球化的，对比世界其他湾区发展经验，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仍有巨大空间。在促进大湾区深度融合方面，深圳是科创和制造业中心，香港是金融服务业中心，两地的优势互补、互相促进，需要深圳发挥“核心引擎”的驱动作用。
加快粤港澳融合发展，仅有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是不够的，机制和规则上的软对接难度更大。机构的密度、体制的密度都需要考虑，大湾区需要在不同城市间建立统一的规则，否则容易导致恶性竞争，也会造成实质上的封闭。普遍性的规则是法律意义上的，这就显示出港澳的重要性，其投资贸易规则已经被国际认可，有些可以直接“拿来用”。
深圳本身就是外向型经济体制，未来发展要继续在开放中进行，深圳是世界的深圳。作为内外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深圳被寄予了更高期待——通过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构建南方共同市场，甚至再辐射到整个东盟，发掘更大的市场潜力。这一切的前提是，做好与国际化规则的对接。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又该如何解决？
郑永年：中国是条块管理体制，但“条”的改革涉及太多的部门和太多的政府层级，牵一发而动全身，容易碎片化和分割化。因此，有效的改革要从“块块”，即特定的地理区域和功能领域开始进行。但在实际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改革也存在推进困难，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由中央来统筹保障与协调。
深圳的下一步改革，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设计，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有针对性地补齐发展短板。以科创体系为例，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是创新的“三驾马车”，在大湾区内，香港在基础研究和金融服务方面更具优势，深圳联合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是世界上应用技术转化能力最强的区域，如果能做到深港澳融合，补齐短板，将带来远超想象的发展动能。
深圳在1992年就被授予了经济特区立法权，要用好这一工具。特区立法需直面痛点，以制度型开放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对AI、游戏、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私家船等新技术落地，要适度监管和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宽容失败的科创激励机制。同时，建立企业间数据交易合规框架，支持数字经济创新，构建“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支持”三位一体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综改试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敢于试错”。顶层设计要求深圳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而“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深圳探索创新，要敢闯敢试，敢于试错。改革必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我觉得要对企业家适度松绑，对地方官员放权一点。没有一个人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失败，我们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试错，才能推动进一步的改革与更高水平的开放。
发于2025.8.25总第12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郑永年：深圳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记者：李明子
编辑：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