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每当觉得学习很累的时候，是否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你考上大学就轻松了”，现实中这却是一句善意的谎言。无数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如何应对时代内卷和学历贬值，如何疗愈应试教育的“后遗症”？今天我们专访著名学者、作家，《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作者黄灯，一起在时代的缝隙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黄灯，2005年从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先后进入了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见证了80后、90后、00后的学生成长。也因此写下了《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这些非虚构作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她笔下有田野的叹息，也有城市的褶皱，但最动人的始终是那些在细缝中倔强生长的年轻身影。
黄灯：现在年轻人有时候精神上面处于一种孤独和无力，教育在他们身上干预的太多了。
黄灯：好多年轻人就在独自承受，种种煎熬，说明年轻人出路也蛮少。
黄灯：不是说年轻人没有活力，只要给他们一点机会，有点盼头，他们马上就调动起来了。再怎么样，年轻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社会的发展绝对就是看年轻人过得好不好，他们有没有前途。
2006年是黄灯任教的第二年。一次写作课上，她以“风”作为命题，一个叫邓桦真的女生写的作文让她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满纸字句写尽了苦闷与无助。
黄灯：《风》那篇作文改变了我进到广东金融学院任教以后的职业态度，因为我得到的信息就是大学老师上课就是附带的事情，但是那件事情以后，我就觉得，好好地跟学生交流，把每一堂课上好，其实很重要，那时候就对自己震动蛮大的。
青林：这里真的好舒服。
黄灯：对，就是很通透。
青林：这里是您写《我的二本学生》睡觉的地方。
黄灯：对，中午就休息一下，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青林：我看《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能感受到您的倾诉欲，就像您说的，有些事情到了非写不可的冲动。
黄灯：对，我觉得我写《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就觉得一肚子话要说。就是非写不可，不吐不快。
青林：突然二本的群体被关注到，当时引起了很多人讨论。
黄灯：其实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会引起那么多讨论，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舆论，是过多关注重点大学的学生。好像没有人来讨论过我们的学生，我当时就有点不服气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把他们日常生活能够通过自己观察叙述出来，也提供了一种图景。
青林：这个就是您当年学生的那些作文。
黄灯：对，这是金融系2015级的，这是最早2005级的。我在《去家访》里面就写到了他
青林：现在这些文章您都留着呢。
黄灯：留了好多，这些按现在的说法都是真迹，你看落款日期是2006年9月7号，我什么时候去他们家把作文还给他，他肯定不知道他的作文还留着，其实写作就是最好的训练方式对学生来说，让学生说说话，然后你也可以从作文里面了解一下他的生活。
青林：您之前也说过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激素、抗生素，到大学时代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您为什么这样讲？
黄灯：那就是我的感觉，在我一个中年人的视角来观察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个人生活跟社会之间还是挺隔膜的。精神状态来看，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都挺无助的。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可怜，小孩基本上生命都被控制住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要命的。一个人之所以在社会上能够立足，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他强大的主体性和内驱力，所以我觉得整个教育的生态比较怪异，成本太高了，对人的消耗太大，人其实就是一颗种子，只要提供阳光、空气和水，他就会成长。
青林：应试教育带来的后果，不是跟着高考就结束了。
黄灯：不是，我现在觉得没完没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的生命状态，他们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同构的关系。
青林：现在上了大学什么有利于我的简历加分，我就做什么。
黄灯：对，就像一种依赖关系，其实说到底还是你的主体性不够，事实上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你自己感觉，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内心有标准，我听我自己的话就可以了。
青林：但是现在有一种感觉，年轻人不是麻木，是非常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边界和天花板在哪里，这种清醒可能比麻木更让人心疼。
黄灯：那当然了，他们怎么可能麻木呢？他们其实非常清醒。你看你们年轻人喜欢称自己为牛马，其实我觉得你们不是牛马，每一个生命都很有价值，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自我认同感那么低，其实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在评判他们，然后他也会不断悄悄评价自己。
互联网上，越来越多表达“无力感”的词汇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标签。流水线般的工作耗尽着热情，贷款像囚笼一样透支着未来，还要面对“35岁危机”，“上岸”的焦虑等等，大家都在传统与现代撕裂的价值观中进退维谷。所以黄老师总对学生说：“去吸收有用的营养和资源，让自己成长得更快些，来抵挡这个社会对你的消磨。
青林：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自嘲，原来大学生是大人，现在大学生像孩子，清澈愚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黄灯：其实你应该去问他们。就是说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成年人，来担当很多事情。教育在他们身上干预的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是在一种被设置好的环境里面长大，他的社会化程度就会低一些。他发现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就逃避。一个人真正长大，要不怕麻烦，要愿意跟别人打交道，愿意去处理很多麻烦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要相信，在真实的社会里跟真实的人交往的力量。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太会谈恋爱的，事实上就是你跟人相处的能力还没有得到那么大的锻炼，包括现在对两性关系理解都特别简单，男孩子要稍微花心一点就是渣男，女孩子稍微功利一点能贴个捞女，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维度越来越窄了，这其实很可怕。
青林：您带过80后、90后、00后的学生，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黄灯：最大的差别，其实还是跟整个环境，尤其是跟电子产品的关系。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就发现学生他如果不想理你，他就看手机，这个很奇怪，就是他不干扰课堂，也不回答你的问题。我也再三强调年轻人要跟真实生活相处，但是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他用手机跟人相处就是真实相处，他的网友对他来说就是真实的存在。现在的年轻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我们怎么样理解年轻人，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了解他们怎么样跟世界相处，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前就是说什么代沟，现在根本就不是沟的问题，是深渊了。
青林：现在孩子心理压力确实比较大，我们看到一个报告，例如2022年，20%多的学生有抑郁的可能，40%多的学生可能存在焦虑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养育一个学生。
黄灯：有时候教育也很无奈，教育是最没有办法标准化的，因为你面对的人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个体差异都非常大，但是恰好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所以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内耗就触目惊心了。我们只能说把基本的条件尽可能维护好，不能对孩子破坏得太早了。
青林:您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是破坏？
黄灯：比如说应试教育过于强调竞争，过于强调分层，把孩子过早分什么重点班、非重点班、普通班，小孩精神就会焦虑紧张，这样就会消耗他的心力，把他的元气消耗掉，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真正懂事，他哪怕到20岁才觉醒要读书都不迟，因为知识性的东西学起来是很快的。但如果把一个孩子元气消耗掉了，到后面就没救了。
青林：您还是主张学生肆意生长的。
黄灯：肯定，让他自由成长，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力点。我在好多场合也讲过，年轻人要莽撞一点，那种原初的生命力很重要。我有时候开玩笑，我都想带着中山大学一帮博士生去搞一个翻围墙比赛。
青林：为什么？
黄灯：因为平时没有人去举行这样的比赛，就像我们小时候哪个地方过不去，懒得绕路就翻过去。生活里面有很多无形的各种各样的规矩、标准，不是说完全用来把我们框死的，做事要有底线，但是有时候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去调整，这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青林：现在很多的教育，没有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不断去强化大家遵守规则的温顺。
黄灯：我甚至觉得学生骂一下娘都很好，不要整天文质彬彬的。有时候愤怒了你就骂娘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青林：但是现在又要求年轻人情绪稳定。
黄灯：我们有时候把他们那个模样渲染的太文明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力量感又不够，就是老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干好，那种劲头也缺乏。所以说到底还是标准要宽容，不要框太死，筛选的标准要大。
青林：特别是要减少一些对成功的这种执念。
黄灯：比如说35岁就把别人辞掉，但是5岁就开始逼着别人学习，那如果35岁就把别人裁掉，为什么不能规定小孩子10岁才上学，让他前面玩10年，然后45岁再把他裁掉，我说得极端一点。
我们成长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却被推向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所以黄灯老师一直在强调每个人的主体性，不要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时代没有留给任何人“容易”的选项，而努力的意义也不止在于竞争。每个人都要牛一点，也要拽一点。在缝隙中去寻找那束属于自己的光，它哪怕很微弱，也值得每个人守护。
青林：当学历贬值遇上就业压力，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没有办法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承诺，可能大家会对教育失去信心。
黄灯：应该说信心没以前那么大，所以我也在反省，你不能说教育没用，只是不能要求教育的价值马上兑现，毕业那一刻就要兑现。
青林：而且也不一定要改变命运。
黄灯：是的，不是说要改变命运，而是让你的生命充满了更多选择，这个就很重要了。
青林：如果说教育没有办法解决就业，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定义教育的核心意义?
黄灯：不是说要定义教育的核心意义，而是要调整一下教育的结构。比如说，这几年国家不是在倡导职业教育吗？其实现在的职业院校就相当于以前年轻人学手艺。每个人都要学一点技术技能，不完全依赖文凭，万一哪天没工作了，我想做家政，怎么做得更好，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也不要觉得有些工作是体面的，有些工作是不体面的，其实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
青林：和您书中一样，很多学生都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父母会认为考上大学就相当于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种代际认知的错位是否导致他们是教育内卷的牺牲者？
黄灯：那也不是，虽然说有代际认知，但是并不会改变结果，确实有一些家长在孩子考上大学以后对他们期待很高，但想一下，家长其实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个还过得去的工作，能够成家立业，就是父母最朴实的心愿。他不读大学父母也有这个心愿，无非就是读了大学以后可能强烈一点。
青林：我们有时候会说选择大于努力，但是选择也是需要有资本的，有些学生没有这些资源资本，怎么办？
黄灯：他们不都在承受吗？说到底还是分层太厉害，那你说他又能怎么办？他只能一点一点、一代又一代往前走。
黄老师的话，包括她的书，都带有温情的凝视。她拒绝将年轻人的困境归因于个人，而是指向了系统与时代的碰撞。也许确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给不了我们逆袭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可贵，就是对复杂性的诚实！或许纾解困境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并意识到你非独自承受。
青林：从《我的二本学生》到《去家访》，您看到的一系列问题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
黄灯：对呀，解决不了。但是不管能不能解决，你看到它的存在，然后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才有讨论的基础。
青林：会不会觉得个体的努力，终究是徒劳？
黄灯：那不会，我真的不觉得。尽管我对高等教育有很多诟病，很多时候会批判，但是我觉得教育依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教育质量变得更高一些，让他们真正受到好的教育，在大学里面的几年让他们获得真正成长，不只停留在获得一个文凭上面。
青林：您说您写《我的二本学生》是非写不可的冲动，假如您停止写作了，更多的是绝望还是希望？
黄灯：既不是绝望也不是希望。我不觉得非要一直写下去，因为生命中有趣的事情太多了，写作也说不上是特别有趣的事情。我写作其实也没改变什么，但是我带学生，我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学生，不能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是至少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状态，让他们相信一些东西，也更勇敢一些，这是可以给人带来更多成就感的，对一个老师来说也是很有职业存在感的。
大象新闻记者：杜青林、田颖、葛松松、牛雯、张洋、陈思潼、马子文 、宋轩丞（实习）
